| 晚清重臣－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作為淮軍創(chuàng)始人和統(tǒng)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中文名： 李鴻章
別名： 李中堂、李二先生或李合肥
國籍： 清朝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安徽合肥東鄉(xiāng)（今瑤海區(qū)）磨店
出生日期： 1823年2月15日
逝世日期： 1901年11月7日
職業(yè)： 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代表作品： 《李文忠公全集》
主要事跡： 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參與洋務運動
歷史貢獻： 積極倡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
身后哀榮： 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
目錄
李氏家族
入仕之前
結(jié)交恩師
湘軍幕僚
組建淮軍
鎮(zhèn)壓起義
洋務運動
外交事件
洋務重臣
建設(shè)海軍
甲午戰(zhàn)爭
不履日地
李氏故居
東南互保
最后謝幕
身后哀榮
李公趣事
后世評價李氏家族
入仕之前
結(jié)交恩師
湘軍幕僚
組建淮軍
鎮(zhèn)壓起義
洋務運動
外交事件
洋務重臣建設(shè)海軍甲午戰(zhàn)爭不履日地李氏故居東南互保最后謝幕身后哀榮李公趣事后世評價展開 編輯本段李氏家族
李鴻章
李鴻章（1823－1901），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漢族人，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莊。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于勤儉致富，有田二頃。父親李文安（1801－1855）經(jīng)多年苦讀，終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shù)孛T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于合肥縣東鄉(xiāng)（今肥東縣，現(xiàn)屬合肥瑤海區(qū)）磨店鄉(xiāng)。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1873），后來也都非富即貴。 至于李鴻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清朝追贈其為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編輯本段入仕之前
李文 李鴻章夫人
安在科舉入仕前，長期在家鄉(xiāng)以課館為業(yè)。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jīng)史，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yōu)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xiāng)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詩10 首，以抒發(fā)胸懷。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哪有閑情逐水鷗？遙指蘆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yè)曾國藩門下，講求經(jīng)世之學。三年后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翰林院編修。
編輯本段結(jié)交恩師
李鴻章字詞
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nèi)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lǐng)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于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游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后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guān)系。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jīng)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lǐng)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后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后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jīng)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yè)和思想的基礎(chǔ)。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jīng)學家劉傳瑩等談經(jīng)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nèi)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jù)三條傳統(tǒng)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jīng)濟”，亦即經(jīng)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jīng)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xiāng)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編輯本段湘軍幕僚
李鴻章簽名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州塾師洪秀全為首的農(nóng)民，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樹旗造反，建號太平天國，軍曰太平軍，經(jīng)過兩年多的戰(zhàn)斗，便從廣西一隅直入長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清朝抗衡之政權(quán)，并開始北伐西征。 當時清朝的達官貴人和主要支柱綠營兵腐朽不堪，于是咸豐帝一面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制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qū)使他們繼續(xù)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xiāng)本地的的政治、經(jīng)濟和宗族勢力，“結(jié)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zhèn)壓太平軍。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占領(lǐng)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xiāng)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lǐng)兵與太平軍作戰(zhàn)。 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他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采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并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jié)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zhàn)，一敗涂地。 咸豐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tǒng)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lǐng)安慶后，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旋經(jīng)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quán)后，在江蘇大力擴軍，采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nèi)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zhàn)斗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后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后，同外國雇傭軍（后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zhèn)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xié)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編輯本段組建淮軍
李鴻章的官服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后，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qū)已失去最后一支經(jīng)制軍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jīng)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雇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guān)系，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lǐng)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隨后，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杰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后轉(zhuǎn)商于李鴻章，李欣然應命，于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兩淮地區(qū)，民風強悍，尤其是“兵、匪、發(fā)、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間紛紛結(jié)寨自保圖存。廬州地區(qū)的團練武裝，以合肥西鄉(xiāng)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潛山）的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劉（銘傳）三股勢力最大，百里之內(nèi)，互為聲援。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xiāng)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后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chǔ)和李鴻章在當?shù)氐母鞣N關(guān)系，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xiāng)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
各個時期的李鴻章(20張)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扎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lián)系。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jié)過后，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淮軍四字營或四大營）即陸續(xù)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xiāng)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nèi)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xiāng)團練與西鄉(xiāng)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后由陸路陸續(xù)開赴上海）。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后，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lǐng)加以考察，并親為訂立營制營規(guī)。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diào)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1、屬于湘軍系統(tǒng)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2、太平軍降將程學啟“開”字兩營；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zhàn)最為兇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jié)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后，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雇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于“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
編輯本段鎮(zhèn)壓起義
李鴻章發(fā)跡史
李鴻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圖發(fā)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zhàn)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后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御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zhàn)，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于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zhàn)，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初步站穩(wěn)腳跟后，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 、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干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于湘軍幕府，以務實干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制上，他從實戰(zhàn)中領(lǐng)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chǎn)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zhuǎn)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并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zhàn)斗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nèi)，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后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余人。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guān)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以關(guān)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zhèn)江防軍的軍需，而以厘金協(xié)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厘卡也層層添設(shè)，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guān)系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并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鴻章的生活(11張)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fā)起收復蘇、常的戰(zhàn)役。經(jīng)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復激戰(zhàn)，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后，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tǒng)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zhàn)于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是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fā)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但淮軍入城后，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發(fā)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采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并遣散余眾。蘇州殺降，盡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guān)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后，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李鴻章
此后，淮軍節(jié)節(jié)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蘇南地區(qū)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guān)系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jié)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fā)來的出兵咨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愿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國藩曾執(zhí)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太平天國失敗后，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tǒng)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wěn)，仍可遠征他處”，他并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nèi)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于“靖內(nèi)寇”，更在于“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tǒng)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diào)兵、籌餉等后勤事宜。由于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lǐng)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后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并增調(diào)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余人。曾國藩一到前線，即采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zhèn)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shè)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zhàn)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窜娎^續(xù)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并添調(diào)“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diào)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zhàn)，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陜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采用“以靜制動”的戰(zhàn)略方針，但鑒于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zhàn)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于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后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
編輯本段洋務運動
捻軍覆滅后，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并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xié)辦大學士。 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圣眷頗隆”，因此曲意回護，以查無實據(jù)結(jié)案�；匚洳�，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zhèn)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陜，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jīng)霾患凹骖櫍指拿�。但李鴻章實在不愿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發(fā)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扎”。匆匆趕赴直隸。 后因成功調(diào)解天津教案，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學士。自此，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達25年，參與了清政府有關(guān)內(nèi)政、外交、經(jīng)濟、軍事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成為清廷倚作畿疆門戶、恃若長城的股肱重臣。隨著李鴻章地位、權(quán)利的上升，他一手創(chuàng)建出的淮軍，陸續(xù)被清廷派防直隸、山東、江蘇、廣西、廣東、臺灣各地，成為充當國防軍角色的常備軍；而以他為領(lǐng)袖，由淮軍將領(lǐng)、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組成的淮系集團，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一個洋務派集團，并在其帶領(lǐng)下，開始了中國早期的洋務——自強——近代化運動。 在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過程中，李鴻章不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裝備武裝起來的軍隊，還創(chuàng)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yè)。同治二年，李鴻章雇用英國人馬格里會同直隸州知州劉佐禹，首先在松江創(chuàng)辦了一個洋炮局，此后，又命韓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兩個洋炮局，合稱“上海炸彈三局”。同治三年，松江局遷到蘇州，改為蘇州機器局。 同治四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鑒于原設(shè)三局設(shè)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并，擴建為江南制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diào)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chuàng)辦的天津機器局，并擴大生產(chǎn)規(guī)模。于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yè)中，李鴻章一人就創(chuàng)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后，在引進西方設(shè)備進行近代化生產(chǎn)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qū)ＴO(shè)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yè)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后，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fā)展，李鴻章 李鴻章會見外賓
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zhuǎn)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創(chuàng)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yè)——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后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diào)。其后，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后創(chuàng)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yè)，涉及礦業(yè)、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yè)。在經(jīng)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zhuǎn)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
編輯本段外交事件
面對清廷內(nèi)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nèi)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huán)伺，外侮日甚的環(huán)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shè)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guī)》，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tài)中，看出日本“日后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 李鴻章在德國期間與俾斯麥合影
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并調(diào)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后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后來日本還是于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鴻章還分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后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zhàn)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并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quán)。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zhàn)爭在越南境內(nèi)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tǒng)籌邊防戰(zhàn)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zhàn)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xié)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zhàn)爭進入膠著狀態(tài)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xié)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xié)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zhàn)場分別取得勝利后，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jié)束了戰(zhàn)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quán)”，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quán)。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編輯本段洋務重臣
印有李鴻章頭像的紙幣
李鴻章軍功顯赫， 歷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終于在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quán)，統(tǒng)領(lǐng)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zhèn)北洋，遙執(zhí)朝政”�！�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zhàn)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shù)和國內(nèi)的經(jīng)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后，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shè)備，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yè)：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fā)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fā)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創(chuàng)辦近代企業(yè)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zhuǎn)的奏折，無異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于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luò)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zhuǎn)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fā)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后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致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zhuǎn)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后，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diào)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chuàng)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后展開的客運業(yè)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shè)電報業(yè)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shè)，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shè)來的海底電纜上岸。只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shè)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yè)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后，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chuàng)辦擁有自主權(quán)的企業(yè)“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chuàng)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chuàng)造的安慶內(nèi)軍械所。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yè)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wěn)定的資金。 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yè)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yè)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chuàng)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yè)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法設(shè)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yè)。由于連年戰(zhàn)亂政府不斷從企業(yè)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yè)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yè)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
編輯本段建設(shè)海軍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tǒng)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shè)想，并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zhàn)略。中法戰(zhàn)爭后，鑒于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shè)成軍。 成軍后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shè)，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nèi)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jīng)費支絀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shè)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編輯本段甲午戰(zhàn)爭
簽訂馬關(guān)條約
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fā)“甲申事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guī)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結(jié)下禍胎。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fā)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zhèn)壓，李鴻章過于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zhèn)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余人，事態(tài)趨于嚴重。李鴻章為設(shè)法避免戰(zhàn)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只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fā)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 八月十六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zhàn)數(shù)晝夜后潰敗，總兵左寶貴戰(zhàn)死，統(tǒng)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nèi)。八月十八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執(zhí)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zhàn)，“仍心存僥幸，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zhàn)，結(jié)果極大地影響了戰(zhàn)斗力的發(fā)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chuàng)。此后，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戰(zhàn)場與日軍激烈交戰(zhàn)，但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最終，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北洋水師覆滅。 另外，丁汝昌戰(zhàn)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yōu)勢，需銀六十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zhàn)中戰(zhàn)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 ；開平礦務局領(lǐng)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quán)大臣赴日本議和。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quán)，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復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后，李鴻章于會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原本是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后日方繼以增兵再戰(zhàn)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fā)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二十三日，《馬關(guān)條約》簽字。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guān)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xiàn)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里。隨行的醫(y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發(fā)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jù)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zhàn)，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zhàn)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zhàn)爭進行到底。 馬關(guān)條約簽訂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涤袨榈劝l(fā)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李鴻章雖然也視馬關(guān)簽約為奇恥大辱，發(fā)誓終生不再履日地，并傾向變法。但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洶洶輿論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戰(zhàn)后，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閑散。 李鴻章
甲午戰(zhàn)爭對遠東戰(zhàn)略格局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撤出朝鮮半島，并割讓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向日本開放多個中國內(nèi)陸的港口城市，日本又獲2.3億兩白銀的戰(zhàn)爭賠款（其中三千萬兩為清朝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而清軍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志著1850年代起洋務運動技術(shù)改革失敗，大清帝國的國際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清朝國內(nèi)的改革派對自身的弱點有了更深的認識，積極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fā)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nèi)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lián)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zhuǎn)向“結(jié)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jié)盟共同對付日本，并同意俄國修筑西伯利亞鐵路經(jīng)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 此后，李鴻章率隨員先后訪問德、荷、法、比、英、美、加諸國，由于系親身游歷，他對西方社會制度產(chǎn)生由衷的贊嘆，并在演講中一再大聲疾呼：“五洲列國，變法者興，因循者殆”�；貒螅媾R方興未艾的戊戌變法運動，他慨然以“維新之同志”自許。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殺康、梁余黨。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說：“我決不做刀斧手�！� 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lián)軍進行干涉，慈禧攜光緒逃至西安，北方局勢一片混亂。而東南地區(qū)的實力派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則在盛宣懷聯(lián)絡(luò)下，倡導東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這次對外宣戰(zhàn)，以保東南半壁不陷入混亂中。李鴻章對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間，經(jīng)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線，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策劃“兩廣獨立”的孫中山晤面，但由于雙方互存戒心而作罷。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為收拾八國聯(lián)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并連續(xù)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船至滬后，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guān)為前車之鑒，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一個月后，李鴻章抵京收拾殘局，向八國聯(lián)軍求和。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劻代表清廷簽署了《辛丑條約》，賠款4億5千萬兩。 簽約后兩個月，被李鴻章倚為強援的俄國政府再度發(fā)難，提出“道勝銀行協(xié)定”，試圖攫取更大權(quán)益，并威逼李鴻章簽字。“老來失計親豺虎”，氣惱交加，李鴻章嘔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臨終時“雙目猶炯炯不瞑”，帶著無盡的遺憾，走完了他78歲的人生歷程。 李鴻章原配夫人周氏，咸豐十一年（1861年）病故。繼室趙小蓮，系太湖望族、進士趙昀之女。側(cè)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經(jīng)方；嫡子經(jīng)述（趙氏所生）襲一等侯爵；庶子經(jīng)邁（莫氏所生）。女三：分別適郭恩垕、任德和、張佩綸。
編輯本段不履日地
面對日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兩種選擇，而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點燈時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減五千萬兩，實在達不目的了，又說減少二千萬兩也行，最后甚至滿眼含淚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這把老骨頭的面子上，多少減一點兒，算送給我回國的路費吧�？梢哉f他是忠實地執(zhí)行了清廷的電旨：“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為所動。老人家何等可憐！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只得無可奈何的在《馬關(guān)條約》上簽了字。（此段為《走向共和》電視中的故事，并非史實） 據(jù)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后關(guān)頭，曾經(jīng)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陜西，和日本長期作戰(zhàn)，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后必敗求和�！� 也正是因為馬關(guān)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fā)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后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jīng)日本橫濱，再也不愿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
編輯本段李氏故居
李鴻章不僅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響了近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晚清軍政重臣。 李鴻章故居
李鴻章生于合肥，葬歸故里。李鴻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兩扇高大厚實的朱漆大門和門前一對威武的石獅，面對著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為大門、過廳、中廳以及內(nèi)眷所住的走馬樓。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顯的江淮官宅特點。 李鴻章故居建于19世紀末。故居當年規(guī)模很大，許多人用“李府半條街”來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氣勢。歷經(jīng)百年的風風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獨有的風貌。改革開放后，合肥市政府對李鴻章故居采取保護措施，在原地修復重建，成為現(xiàn)在大家看到的模樣，只是現(xiàn)存規(guī)模已不到原來的十二分之一。 從步行街進入大門，行數(shù)步即到過廳。廳正中是座屏風，上方高懸一塊匾額，上書“鈞衡篤祜”四個字，鈞衡，比喻國家宰相一類重臣；篤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鴻章官顯福厚。這四個字是李鴻章七十大壽時光緒皇帝御筆所賜，以褒獎他對大清帝國的功績。過廳過去為來客稍候，待傭人通報后再入中廳與主人會面之處，現(xiàn)兼作展廳之用。廳內(nèi)展示與李鴻章有關(guān)的各種圖片、資料和實物。展覽分“李鴻章的青少年時代、李鴻章與淮軍、李鴻章與洋務運動、李鴻章與外交以及毀譽參半的一生”等五個部分。 中廳又稱福壽堂，堂高9米，是現(xiàn)存江淮地區(qū)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廳堂。每扇格門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圖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釘子。大梁兩頭都雕成象頭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橫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壽圖”，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東西兩廂是李氏后人的書房，清雅疏闊，青磚漫地。 中廳上方的長幾上，擺有一只古鐘，左邊一面鏡子，右邊一面屏風，寓意這具家宅“終（鐘）生平（屏）靜（鏡）”。中廳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構(gòu)成一個開間，木柱的一左一右，各為一個開間，加上東西兩面廂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頗具江淮地區(qū)富宅的建筑特色。東廂房是書房，里面的博古架稱為“過橋式”，左右兩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國古代陰陽互補理論。左邊擺放的楠木書架，正好可以裝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開把前院與后宅嚴密隔開的屏門，即是典雅古樸的小姐樓。樓與前院中間有道墻，墻中間的門，便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了。墻門把小姐樓與外界嚴密隔開。男子嚴禁進入二門半步。小姐樓又叫“走馬樓”，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樓后一進的樓上擺放著古老的繡床、雕花的梳妝臺、大理石面的圓凳，床、臺、凳都是有著幾百年歷史的紅木家具。屋內(nèi)一個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紅木梳妝臺前，古色古香。 小姐樓造型獨特，為一封閉回廊式木樓，樓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氣，符合陰陽調(diào)合之風水學。樓上東首第一間據(jù)說是李鴻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則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個比現(xiàn)存面積大得多的后花園，但光陰荏苒，后花園早已湮沒，無法恢復，只保留下這座美麗典雅的小姐樓供人觀瞻了。
編輯本段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指中國清朝末年八國聯(lián)軍之役期間，中國南方各省違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國開戰(zhàn)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向各國宣戰(zhàn)之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wěn)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tǒng)支撐局面。清室向十一國宣戰(zhàn)后，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zhàn)國達成協(xié)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東南互保運動，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qū)避免于義和團與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亂的波及；同時亦使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quán)力進一步擴張，中央的權(quán)威大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義后相繼宣告獨立，與地方勢力崛起、中央權(quán)力式微關(guān)系密切。而中華民國成立后北洋軍閥及各地方長期割據(jù)，則是源自強勢人物袁世凱去世后，中央權(quán)力出現(xiàn)真空、各地派系擁兵自重，與東南互保并無直接關(guān)系。
編輯本段最后謝幕
法國《小日報》刊登的李鴻章
1900年6月，外國聯(lián)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臺，3天之后，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lián)軍向通州進發(fā)，而通州距大清國的都城北京僅20公里。21日，大清國宣布與各國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然后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而李鴻章深知國家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于一試，恐數(shù)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李鴻章給朝廷發(fā)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mào)易和經(jīng)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tǒng)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巖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后，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fā)生了動亂，那么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后很長時期內(nèi)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究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wěn)定。 此一悲慘事件發(fā)生之前，朝廷的電報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家的洋人議和。朝廷為此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diào)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quán)大臣�！薄懊慨敐M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唯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1900年7月17日，當77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的時候，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些損失，李鴻章感嘆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這樣悲傷的心境中開始了他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他去了他曾經(jīng)執(zhí)政達20多年的直隸總督府，在滿目瘡痍的天津城中，總督府已是一片廢墟。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外國聯(lián)軍宣布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于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區(qū)占領(lǐng)。那兩個小院落一個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一個是參加與聯(lián)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11月初，聯(lián)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扎衛(wèi)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扎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quán)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于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jié)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于1900年夏天發(fā)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但李鴻章必須在聯(lián)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quán)力，他只有日復一日地“竭力磋磨”——“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崩铠櫿虏〉沽�，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后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lián)軍沉不住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于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lián)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他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jié)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zhàn)亂——聯(lián)軍在京城屯兵數(shù)萬，有隨時擴大戰(zhàn)爭的能力；在這種內(nèi)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并不能扭轉(zhuǎn)危難。 而因為“議和大綱”既沒有將慈禧列為禍首，又沒有讓她交出權(quán)力，于是朝廷給李鴻章回電：“敬念宗廟社稷，關(guān)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即刻指責道：“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經(jīng)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jié)束談判，而談判結(jié)束的直接標志是聯(lián)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墒牵白h和大綱”簽字后，聯(lián)軍并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tài)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shù)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 關(guān)于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后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最終還是頂住了聯(lián)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是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jīng)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愿為大清國的幾兩銀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經(jīng)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fā)“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fā)出，以節(jié)省經(jīng)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jié)果是大清國賠款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列強們說，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朝廷的回電是：“應準照辦�！�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y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shù)十年內(nèi)，每有一次構(gòu)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chuàng)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nèi)圖富強，或可漸有轉(zhuǎn)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么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nèi)圖富強”的愿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jīng)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后，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么走了！”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后，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著口似乎想說什么。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78歲。 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編輯本段身后哀榮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绷砀兑贿z疏： 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圣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余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guān)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后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fā)舊疾時作時止。迭蒙圣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涕零。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數(shù)日之間，遂至沉篤，群醫(y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煩臣子經(jīng)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赍志以終，歿身難瞑。現(xiàn)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圣。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jīng)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效力，翼贊訐謨。臣在九泉，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圣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鑒。謹奏。 兩宮“哭失聲”，慈禧太后稱贊他是“再造玄黃”之人。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北京李公祠：東城區(qū)西總布胡同27號 天津李公祠：河北區(qū)天緯路李公祠東箭道、西箭道。現(xiàn)為五十七中校址，主體建筑已被拆毀，僅存附屬兩個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軍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華山路1626號復旦中學內(nèi) 濟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為辛棄疾紀念祠 南京李公祠：白下區(qū)四條巷77號、五福巷
編輯本段李公趣事
在英國餐桌上有很多禮儀，如吃烤雞先用叉按住，再用刀割，再用刀摁住，再用叉戳肉吃。1896年李訪英，受到熱情款待，李用手抓雞，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學樣。從此，英國人吃雞不必拘泥于刀叉。 同時，天天西餐使李無胃口。于是他讓廚師將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燒成了一鍋大雜燴。撲鼻香味使英國官員們饞涎欲滴，忙打聽是什么菜？答曰雜碎。李示意他們盡情享用，結(jié)果一個個贊不絕口。據(jù)說后來飯店的菜單上就有了“李鴻章雜碎”。 這說明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和風俗禮儀，無高下之分。李鴻章作為一個中國使臣，在桀驁不遜的日不落帝國人面前，沒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飲食文化。而影響至今，不得不說他有著強烈的民族觀念。
編輯本段后世評價
大清國旗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xiàn)，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xiàn)。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zhàn)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yōu)良設(shè)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yè)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shù)十年，內(nèi)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qū)眾，志節(jié)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薄拔嵊詢裳哉撝�，曰：不學無術(shù)、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于農(nóng)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guān)，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美國總統(tǒng)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xiāng)）認為其“內(nèi)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jié)：“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shù)能負其責？”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只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詞條圖冊更多圖冊各個時期的李鴻章 |
